6月24日，在“2019有機固廢資源化論壇”上，E20研究院固廢產業研究中心負責人、首席行業分析師潘功博士以“春來何處最花繁---‘無廢城市’推動下有機固廢資源化利用的機遇與挑戰”為題，以“無廢城市”為串聯，結合廚余垃圾、餐廚垃圾、秸稈廢棄物、禽畜糞污、病死禽畜等城市和農村垃圾，系統分析了在“無廢城市”的推動下、有機固廢資源化利用的機遇與挑戰。

潘功博士

　　“無廢”與“有機”

　　潘功首先表示，2019年初，為引導全社會減少固體廢物產生，提升城市固體廢物管理水平，加快解決久拖不決的固體廢物污染問題，不斷改善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增強民生福祉，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推進“無廢城市”建設，是從城市整體層面繼續深化固體廢物綜合管理改革的重要措施，為探索建立分工明確、相互銜接、充分協作的聯合工作機制，為遏制非法轉移傾倒和排放量趨零增長的長效體制機制提供有力抓手。《方案》提出以大宗工業固體廢物、主要農業廢棄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危險廢物為重點建立“無廢城市”構建下的固體廢棄物綜合管理體系。其中，對于來自城鎮生活源和農村的有機固體廢棄物在多個方面提出了重要要求。

　　在生活垃圾方面，自《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及《關于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的相繼出臺以來，垃圾分類理念已深入人心，成為“新時尚”。作為產生源頭的綜合管理環節，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是“無廢城市”建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垃圾分類是一項系統工程，是一場革命性的生活規則進化，不僅僅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更直接體現社會文明的水準。長遠來看，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有利于固廢產業價值奇點的挖掘，有利于城市資源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環境產業向兩山產業的轉型。

　　“無廢城市”建設的初衷在于加快構建固體廢物源頭產生量最少、資源充分循環利用、垃圾填埋量盡量最少的新型城市結構。在各種分類垃圾中，以廚余垃圾和餐廚垃圾為代表的生活垃圾中的有機固廢，以及以禽畜廢棄物、秸稈為代表的農業有機固廢，是全面推行垃圾分類及“無廢城市”建設的核心抓手，更是固廢資源利用的重要價值奇點，聚焦各類城鄉有機垃圾的資源化利用，既是垃圾分類末端精細化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以兩山經濟基本原理為指引得到的本階段“無廢城市”的建設過程中的重點工作領域之一。然而，長久以來形成的網絡集約及要素集約問題始終制約著有機垃圾處理行業的發展。此次《方案》的出臺，有望在環衛的管理及前端垃圾分類的管理中得到提升，使有機垃圾處理行業在轉運端充分建設網絡集約型體系，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同時《方案》中也提出將有機垃圾處理穩定持續地與農業及能源領域進行關聯，有望使有機垃圾處理行業發展要素集約型產品并得以充分循環。從而使有機垃圾的處理不再僅僅是環境產業，而成為具有價值交集和價值增量的兩山產業，更可為“無害化”的終點站增添一個價值奇點，成為“資源化”的中轉站，為我國固體廢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工作奠定基礎。

　　4月29日，環境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劉友賓公布了入選“無廢城市”建設試點的11個城市，分別是廣東深圳、內蒙古包頭、安徽銅陵、山東威海、重慶主城區、浙江紹興、海南三亞、河南許昌、江蘇徐州、遼寧盤錦、青海西寧。此外，為更好服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河北雄安新區（新區代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區代表）、中新天津生態城（國際合作代表）、福建省光澤縣（縣級代表）、江西省瑞金市（縣級市代表）作為特例，參照“無廢城市”建設試點一并推動。E20研究院固廢產業研究中心第一時間對入選城市（11個）及特例地區（5個）的固廢管理情況進行了深入梳理【詳情請點擊：起底“無廢城市”  ▏一文覽盡“11+5”城固廢管理現狀、起底“無廢城市” ▏一文覽盡“11+5”城固廢管理現狀（下）】。

　　無廢城市試點布局（三大區位、三大類型）：潘功表示，“無廢城市”試點布局可以總結為“三大區位、三大類型”。從區域分布上看，“11+5”試點城市在全國分布相對均勻，在西北部地區、中部腹地、東南沿海地區均有代表城市。從試點城市類型上看，第一類是以深圳、重慶等為代表的綜合管理型城市，這類城市基本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城市工業收縮而現代化進程加快、城市人口呈持續增漲趨勢，就固體廢棄物處理處置而言，其主要壓力來自于生活源固體廢棄物；第二類是以包頭、徐州等為代表的區域分布型城市，此類城市仍處于工業高速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在穩步推進中，來自于生活源固廢及工業源固廢的壓力均較大；第三類是以銅陵為代表的資源驅動型城市，此類城市地方工業依賴度較高，人口輸出趨勢較明顯，生活源固廢處理處置壓力呈下降趨勢，工業源固廢壓力日益增大。各個城市由于城市功能定位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資源類型不同等又各有特點、各有重點、各有難點。潘功認為， “一城一策”的試點方案推進將有利于不同城市基于城市資源稟賦、功能定位，結合城市發展方向、產業轉型，實現針對固廢物質流全過程“系統化、精細化”施策。

　　無廢城市-緩慢釋放的萬億市場：潘功表示“無廢城市”的長期指導地位堪比“水、氣、土十條”，對固廢行業來講是利好政策。但他同時指出，無論是從政府管理機制、還是公眾參與、價費機制及政企關系，亦或是資金、技術和商業模式的突破來看，“無廢城市”的創建都是一個“久久為功”緩慢釋放的過程，即便是頂層政策轉化成萬億市場紅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固廢綜合管理體系的建設需要很長的時間、很大的決心和相當的努力，決不是短期計劃，決不會短期暴利，決不容短期套利（詳情請點擊：無廢城市：一個緩慢釋放的萬億市場）。

　　資源化利用層級：潘功表示，資源的循環利用以物理循環為最佳，二手商品的循環使用才會將商品的使用價值發揮到最大，而資源的梯級利用，例如塑料、紙張的降級利用等，雖然在過程中有物理性質的改變，但消耗較小，最大程度的保持了資源的“物盡其用”；而通過生物降解等生物手段的資源化利用，由于反應時間較長，性質改變而且有所消耗，則為次優選擇，有機固廢的厭氧/好氧處理就屬此類；而如焚燒將物質資源變為能源的化學手段，由于物理性質的改變，能源轉換的消耗，嚴格意義上講并不屬于資源利用，而是能源利用，而且焚燒的主要目的是將廢棄物無害化，發電形成的能源化屬于附加產值，故而為再次的選擇。因此，回收利用為先、分類處置為優、焚燒處置為主軸、安全填埋為兜底是固體廢棄物處理的核心原則。回到有機固廢處理上，不管是生活源產生的有機固廢，還是農業源產生的有機固廢，處理方式不管是厭氧還是好氧，都是以資源化利用為大方向。

　　各類有機固廢運營市場空間及可釋放程度：潘功表示，當前我國有機固廢處理行業整體處于初始及發展初期，市場容量巨大但目前釋放程度一般。在全面推廣垃圾分類及美麗鄉村綜合整治的政策利好下，2017年以來，行業迎來了加速發展。E20研究院預計，我國禽畜糞污資源化利用行業將成為農業源固廢蓬勃發展的重要窗口，城鎮餐廚垃圾處理行業將持續升溫，廚余垃圾全鏈條收運及處理行業則勢必乘著“垃圾分類就是新時尚”的政策東風迎來首次爆發。

城市有機固廢

　　廚余垃圾：潘功表示，廚余垃圾處理行業的發展主要依靠垃圾分類的推動。近年來，國家對垃圾分類工作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多重政策利好不斷。

　　2017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的通知》，將垃圾分類的目標正式明確，分類標準初步明確，標志著我國垃圾分類工作步入快車道；

　　2017年底，住房城鄉建設部發布《關于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要求2018年3月底，46個重點城市要出臺生活垃圾分類管理實施方案或計劃行動，明確年度工作目標，量化工作任務。截止到2019年3月底，已有廣州市、深圳市、長春市、蘇州市、宜春市、銀川市、泰安市、太原市、寧波市、上海市10個城市出臺了垃圾分類管理條例，15個城市出臺了垃圾分類管理辦法，18個城市出臺了相應的實施方案或計劃行動。

46個垃圾分類重點城市分類專項立法工作進程一覽圖

　　2018年11月6日上午，習近平在上海市虹口區市民驛站嘉興路街道第一分站調研時表示，垃圾分類工作就是新時尚；2019年6月，習近平再次對垃圾分類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習近平強調，實行垃圾分類，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環境，關系節約使用資源，也是社會文明水平的一個重要體現。

　　E20研究院固廢產業研究中心對46個重點城市的垃圾分類標準進行了統計分析，40個城市明確提出將易腐垃圾（或餐廚/廚余垃圾）作為分類垃圾之一，占比高達87%，其中25個明確立法（出臺管理條例或管理方案）的城市100%將易腐垃圾單獨進行劃分，對居民而言，廚余垃圾的分類成為了“違法必究”的義務。

　　潘功表示，廚余垃圾處理市場與垃圾分類工作的推進程度密切相關。垃圾分類進展好的城市，末端處理市場環境往往也相對較為成熟。一般來說，城市整體垃圾分類完善的城市，如寧波、廈門、深圳等地的末端集中式處理設施建設及運營相對先進；而多數分類體系尚未完全搭建的城市，則多以分散式小規模處理設備為主。

　　隨著垃圾分類工作的進一步推進，廚余垃圾的巨大產量和市場空間將在近幾年逐步釋放。我國廚余垃圾成分具有特殊性，處理技術上的難度高于餐廚垃圾，未來中國特色廚余垃圾處置路線將會逐漸成熟，成為垃圾處理行業的下一個增長點。

　　潘功表示，在城鎮居民的生活垃圾中，易腐垃圾占比40%-60%,其中絕大多數是廚余垃圾。就產生量而言，廚余垃圾總量巨大。根據城鎮生活垃圾清運量測算，2018年廚余垃圾產生量在12000萬噸以上,但實際處理量僅在數百萬噸級別，市場釋放程度遠不及餐廚行業。

　　據E20研究院數據庫顯示，截至2019年5月，我國大規模廚余垃圾處理廠約10余個，總處理能力(含規劃)約6000噸/日，但大多并未落地運營。其中，多數處理廠與餐廚垃圾處理設施合建，以降低廚余垃圾收運不足帶來的運營風險。相較于規模化處理廠多數地區在廚余垃圾處理上采用了分布式處理設施就地處理消納。

　　按照城鎮生活垃圾成分占比來看，廚余垃圾總量可達12000萬噸左右。考慮到農村及中小城鎮生活垃圾分類系統尚不完善，垃圾分類下沉程度不足，廚余垃圾市場空間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垃圾強制分類城市以及“無廢城市”試點地區等。根據《2018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2017年，202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20194.4萬噸，按照廚余垃圾占比40%計，大中城市廚余垃圾總產生產生量達8000萬噸。據E20研究院對多個垃圾分類先進城市的實地調研結果顯示，垃圾分類水平較高的城市居民小區的實際可分出的廚余垃圾占生活垃圾10-20%左右，因此可以預計，考慮到廚余垃圾處理市場受到垃圾分類水平的整體制約，調研城市的分類水平位列全國上游等綜合因素。垃圾分類全面鋪開后，預計每年可分出的廚余垃圾總量約2000-3000萬噸左右，這一數字將隨著垃圾分類的進一步推廣而逐步攀升。

　　與餐廚垃圾類似，廚余垃圾處理市場也主要由收運、處理兩個環節組成。據統計,收運市場的價格與地區相關性較大，平均收運價格在120-180元/噸，與餐廚行業相當；處理市場則分為大規模處理項目和分布式就地處理兩大類。從項目數量來看，后者明顯居多，多為非居民單位、強制分類的機關單位、學校等地區采購；前者數量相對較少，目前大多項目仍處于建設階段，國內成功運營的項目不多。處理環節的平均中標價為187元/噸，略高于餐廚垃圾的平均水平。

　　按照1噸廚余垃圾可生產0.05噸有機肥、沼氣產量70立方米/噸計,有機肥價格按照600元/噸,沼氣價格按照1.5元/方計，處理環節噸投資按2.3萬計，建設、設備投資分別占45%、40%計,收運環節平均中標價按187元/噸，運營平均中標價按180元/噸計,當前我國廚余垃圾收運、處理環節的可釋放空間在5-10億左右。

　　E20研究院預測，在垃圾分類全面強制推行的基礎上，我國廚余垃圾市場將迎來行業的第一次躍升。垃圾分類全面鋪開后，預計每年可單獨收集的廚余垃圾總量約2000-3000萬噸左右,這一總量可帶來的總市場容量將達110-170億元。而理想情況下，我國（僅大中城市）每年廚余垃圾總量在8000萬噸左右，其潛在的市場容量在440-453億元左右。

　　餐廚垃圾：根據住房與城鄉建設部《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2017》統計推算，當年我國城鎮地區餐廚垃圾總產生量為5287噸。從產生量看，人口和經濟大省廣東遙遙領先，日均餐廚產生量超過12000噸。山東、河南兩省位列二三，日產餐飲垃圾萬噸以上，均為餐廚垃圾處理市場的首要布局點。江蘇、四川、浙江、湖南、河北等中部人口密集地區市場可觀，躋身第二梯隊。

　　潘功表示，E20研究院觀察發現，我國餐廚垃圾處理市場呈現“東高西低”的明顯趨勢，東部沿海的環渤海、長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處理能力明顯高于平均水平。從經濟帶來看，長江經濟帶沿線發展態勢相對較好，黃河流域、尤其是上游地區則整體表現不佳。

　　假定餐廚垃圾能實現完全合規收運，且規劃設計的餐廚垃圾處理設施就能投入使用，理論上我國餐廚垃圾平均處理率僅37%。海南、浙江、四川、北京、江蘇等地處理率較高。

　　從當前處理能力（含規劃及在建能力）與處理需求的相對關系，即供需平衡能力來看，E20研究院將我國餐廚垃圾處理區域市場整體分為三大區：供不應求區、基本平衡區、需求風險區，其中，藍色虛線（當前全國平均收運率水平下的供需平衡線）上半區供給整體不足，尚不能滿足我國當前較為滯后的餐廚垃圾收運平均水平需求，末端處理市場處于高度藍海階段；供需平衡線附近的省份當前處理能力與收運水平下的處理需求大致相當（但對單獨省份乃至城市而言存在個體性差異）；藍色虛線與灰色虛線（100%收運率水平時的供需平衡線）之間的區域當前餐廚垃圾的處理需求可得到初步滿足，且與全國平均水平相較更優，在餐廚垃圾收運體系建設過程中，其處理能力亦需根據本地情況相應提高，末端處理企業需單獨識別市場機遇；灰色虛線（100%收運率水平時的供需平衡線）附近區域省份的末端處理設施規劃建設已相對完善，但如末端設施全部落地，則地方政府需警惕收運體系不完善給末端設施運營商帶來需求風險。

　　我國餐廚垃圾處理市場整體處于產業發展初期，由上圖的區域分布情況可以看出，我國大部分省份位于在當前供需線以上的“供小于求”半區，除去貼近平衡線的部分省市，山東、河南、河北、廣東等地的餐廚垃圾藍海值得關注。

　　潘功表示，由于行業發展較晚，目前我國大部分省市均處于供不應求階段（上圖藍色虛線以上區域）。其中，偏離供需平衡線越遠的省份，其當前的處理市場空缺越為嚴重。E20研究院認為，位于此區域的省份應在大力推進餐廚垃圾系統管理，加強收運體系建立的同時，加快處理設施建設，以滿足基本處理需求。當前，河南、四川、山東、廣東等省的處理需求旺盛，而相應的規劃處理能力還有所缺失。

　　長江上游（重慶、四川、貴州、云南）區域僅重慶市出臺了省級立法條例，且處理設施相對完善；其他三省均處于餐廚垃圾處理行業發展初期，法制體系、收運系統、處理設施等多方面均存在明顯短板。從處理率來看,重慶以超過55%的處理率位居整個長江流域首位，而其余三省均不足兩成，規劃處理能力遠遠不足,產能區域不平衡表現明顯。

　　中游（江西、湖北、湖南）三省整體發展均衡，均處初期，尚無省級層面對餐廚垃圾管理進行立法、處理能力均不足三成。隨著長沙、武漢等長江中游新一線城市的崛起，人口的快速流入帶來相對旺盛的處理需求與其當前落后的處理產能及收運體系之間存在矛盾。

　　下游（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地區屬于東部沿海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省份，除安徽外，其余省市均已出臺了省級管理文件，其中江蘇、浙江兩省餐廚垃圾處理項目數量領跑全國，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法制及配套體系建設較為全面。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下游地區人口密集，餐廚垃圾增速明顯，隨著收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和垃圾分類工作的全面推廣，未來長江下游餐廚垃圾處理設施的規模擴張勢必需提上日程。

　　當前，長江流域餐廚垃圾處理行業整體上面臨著上述法制不健全、管理體系不清晰、收運網絡未完善和處理能力不均衡等問題。在“地溝油”、“非洲豬瘟”等公共衛生安全防疫事件的警鐘面前，行業管理體系亟待重塑。作為多部門聯動、多領域相關的環境問題，餐廚廢棄物的管理離不開省級的體制設計，因此對長江流域而言，完善餐廚垃圾管理體系仍需先健全法制基礎。其次，當前餐廚行業面臨的一大困境在于收運體系不夠健全，導致非法利益鏈影響正常處理設施的運轉。餐廚垃圾收運的系統管理與城管、衛生、食藥監、農業等多部門相關、“九龍治水”斷不可取，各省應從省級層面出發明晰責權，加強協同，完善統計口徑，加強執法配合，共建良好的收運體系。第三，不同省市間餐廚垃圾處理能力存在一定失衡，對部分處理能力較弱的省市而言，建議加強區域內協同，通過ppp等模式探索區域內、政企間合作渠道，以解決餐廚垃圾處理能力不足的問題。

　　京津冀是中國的“首都經濟圈”，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山、廊坊、石家莊、邯鄲、秦皇島、張家口、承德、滄州、邢臺、衡水等11個地級市。其中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為中部核心功能區，京津保地區將率先聯動。2015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出了重大決策部署，《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明確了今后一個時期區域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2015年12月，京津冀三地環保廳（局）正式簽署的《京津冀區域環境保護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協議》，以大氣、水、土壤污染為主要防治目標，結合聯合立法，統一規劃、標準、檢測、協同治污等十項措施，聯防聯控，為提升及改善京津冀區域生態環境質量提供工作框架。整體來看，北京是京津冀經濟帶餐廚垃圾產生量最大、處理需求最為迫切的地區。作為首都，北京市對餐廚垃圾管理要求較高，收運管理體系也相對完善，但同時面臨著餐廚垃圾處理設施選址困難、鄰避效應較強等問題。按照北京市常住人口測算，餐廚垃圾日均產生量在3000噸左右，當前共計17座集中式處理設施，可基本滿足餐廚垃圾處理需求。

　　E20研究院觀察，截止到2019年中，除個別省份外，全國范圍內公開的餐廚垃圾收轉運項目中標信息仍較少，市場活躍度不高，收運環節的市場釋放相對較慢。據估算，我國餐廚垃圾合法收運率僅在10%左右，且收運項目并未全部市場化。

　　餐廚垃圾處理環節是目前釋放程度較高的主要市場，“十二五”期間，已成立100個餐廚垃圾試點城市，覆蓋了32個省級行政區并覆蓋一二三線城市，總體布局基本形成。住建部、發改委、財政部根據第三方機構的認證結果，截止日前，共計通過47個城市的試點驗收。

　　對于餐廚垃圾處理項目的投資情況，潘功表示，2018年新增籌建的餐廚垃圾處理項目中，以江蘇、甘肅、河南和廣西等地的投資額領先，其中廣西的投資額為4.62億。項目的投資額越大，證明當地正在建設的餐廚垃圾處理廠越多。以2018年新增籌建餐廚垃圾處理項目的區域分布結果為例，餐廚垃圾項目投資額較高的廣西，新增籌建餐廚垃圾處理廠的占比全國達9.1%。

　　對于餐廚垃圾處理項目的價格，潘功指出，餐廚垃圾如果單獨進行收運和處理，總價格會達到300—400元/噸，但是餐廚垃圾收運處一體化處理的價格僅為300元/噸以下。他認為，近年來，餐廚垃圾處理項目的價格變化也呈現出收運一體化價格低于單獨收運處理價格的趨勢，集約優勢顯現。

　　E20研究院預測，若監管力度加大、收運體系建設加速，處理市場運營環境持續好轉，餐廚垃圾市場釋放完全，2021年我國餐廚垃圾市場容量將可達450億元，處理環節占據主要市場。隨著已建項目逐漸投產，運營收入和產品銷售將成為餐廚垃圾處理行業的最大蛋糕。

　　農村有機固廢

　　潘功介紹，農村作為以農林畜牧業為主的地區，也是有機固廢的重要產生源。農村有機固廢主要包括農戶廚余垃圾、農業生產中的作物廢棄物、畜禽糞污及病死畜禽等。廚余垃圾的處理與城鎮廚余垃圾原理相同，由于農村地區廚余垃圾分布分散，總量小，因此大多自行漚肥或采用分布式小型處理設備處理，其中尤以農村垃圾分類較為突出的浙江金華、湖南長沙縣和寧鄉市、四川羅江等地區為典型代表。

　　整體來看，浙江金華模式相對較為全面，未見明顯短板，其中尤以其高便利性，易于被農戶理解、接受而廣受推崇，這也使其成為國內農村垃圾分類的“樣板間”；湖南長沙縣為代表的“全流程、無害化、系統性”農村分類模式，則通過引入市場化力量，打通分類末端無害化處理產業鏈，實現了農村可回收垃圾及有害垃圾的無害化和資源化。從“藍箱”“藍屋”“藍車”到“藍島”的全流程運作則大大提高到了分類模式的系統性，使分類效率進一步提升，在創新性和高效性方面獨具優勢；“寧鄉模式”和“羅江模式”則由于其充分利用了農村的熟人社會及激勵機制，在分類的同時結合提升農村就業、助力脫貧等惠農政策，充分發動留守人群粘性，營造了良好的分類氛圍，具有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農作物秸稈：根據國家統計局公開數據測算，2017年我國主要農作物的秸稈理論資源量達8.58億噸左右。從品種分布來看，我國秸稈品種以水稻、小麥、玉米為主。其中，玉米秸占比最高，達到33.2；稻草、麥秸占比緊隨其后，分別達23.54%和20.34%。

　　從分布區域看，秸稈來源主要分布在糧食生產地，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四川等13個糧食主產省（區）秸稈理論資源量占全國秸稈理論資源量的70%以上。

　　以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可獲得量總量為橫坐標、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可獲得量分布密度為縱坐標，可將我國各省份秸稈資源化水平劃分為三陣營、九宮格:一類地區為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可獲得量豐度較高的地區，包括高數量一高密度地區、高數量一中密度地區、中數量—高密度地區,比全國平均密度高2.15倍。該類地區可作為全國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集約開發利用地區。二類地區為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可獲得量豐度一般的地區,包括高數量一低密度地區、中數量一中密度地區、低數量一高密度地區，共計7個省區。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可獲得量分布密度為370kg/hm2,與全國平均密度基本持平。該類地區，尤其是遼寧、江西、四川盆地、內蒙古東部和河套地區、新疆綠洲農業區可作為全國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適度開發利用地區。三類地區為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可獲得彊豐度較低的地區，包括中數量一低密度地區、低數量一中密度地區、低數量一低密度地區,共計15個省市區可作為全國農作物秸稈新型能源化局域性開發利用地區。

　　潘功介紹，目前，秸稈綜合利用主要有“五化”，即秸稈肥料化、秸稈飼料化、秸稈能源化、秸稈原料化以及秸稈基料化。從利用率看，肥料化、飼料化占比較高；從市場空間看，能源化、原料化及基料化工藝的工藝化及市場化水平較高。E20研究院預計，2021年，我國秸稈資源化處理行業的市場空間可達636億。

　　禽畜糞污：潘功表示，我國對蓄禽養殖廢棄物暫無直接官方統計口徑，按照國家統計局及農業農村部公布的各種畜禽出欄量數據，按照年產糞（尿）量=年出欄量×飼養周期×日產糞（尿）系數進行估算，并結合近年來復合增長情況對未來三年的產量加以預測。預計到2021年，我國畜禽養殖業主要類別禽畜產糞量將在10億噸左右，產尿量逾8億噸。考慮到除這幾類主要畜禽外我國仍有其他類別畜禽養殖，一家一戶式散養統計困難，因此本測算數值整體偏小，總畜禽糞污產量預計在20億-30億噸。

　　目前，我國禽畜糞污的市場空間主要包括項目運營收入、工程及設備投資以及資源化產品銷售。根據主要資源化產品的不同，按照好氧堆肥和厭氧制沼將其市場劃分為兩大類。其中，堆肥工藝的主要市場空間來自有機肥產品銷售收入，而厭氧工藝則以設備投資市場空間占優。

　　根據E20研究院調研，蓄禽養殖場經驗上月2-4噸畜禽糞污可生產1噸有機肥，一般商品有機肥平均價格按600元/噸計算，我國畜禽糞污生產有機肥的產能利用率按照20%計算。E20研究院測算，畜禽糞污好氧堆肥以有機肥產品銷售收入為主，占比過半。預計到2021年，畜禽糞污好氧堆肥將帶來653億左右的市場空間。

　　另，E20研究院測算，畜禽糞污厭氧制沼的主要市場空間當歸屬設備投資商，工程建設和資源化產品銷售收入分別占比25%和23%，運營收入微薄。預計到2021年，畜禽糞污厭氧制沼將帶來2223億左右的市場空間。

　　綜上，預計到2021年，我國畜禽糞污資源化處理行業將有三千億左右的市場容量。

　　潘功指出，畜禽糞污處理行業的主要競爭者包括大型養殖企業、第三方固廢資源化企業和傳統的化肥生產商。整體上看，畜禽糞污處理行業作為畜禽養殖業的下游產業，行業規模化處置中心大多由地方畜牧業龍頭企業配套設置。處于行業上游的養殖企業擁有糞污資源，既有必須處理的責任也有原料的定價權，上游話語權較大，在處理行業具有先天優勢；

　　除傳統的養殖企業外，我國已出現了專業化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的固廢企業，以第三方視角布局畜禽糞污治理。專業化企業的涉獵，將對打通環保+農業產業鏈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第三方畜禽糞污治理企業包括朗坤集團、維爾利、萬容科技、上海復振科技等；

　　此外，有機肥是糞污資源化方向之一，掌握終端渠道資源的話費生產企業了解農戶的真實需求，并具備生產生物肥的技術優勢，切入該領域具備一定優勢。而當前對于養殖企業及第三方資源化企業而言，打通有機肥銷售渠道在政策許可和市場準入門檻等方面都有較大壁壘，化肥生產企業在產品銷售方面優勢較大。

　　病死畜禽：潘功表示，截至2018年7月，全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結合各自特點，已建成或在建病死畜禽專業無害化處理廠800余個，建成或在建收集（暫存）點接近1萬個。目前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廠的利潤來源主要來自于國家及地方政府對病死畜禽處理的補貼，相較于其他類型有機固廢，盈利模式較為單一，目前仍處于以“無害化”為主要目標的發展階段。

　　根據E20研究院研究分析，有機固廢資源化處理過程所產生的有機肥屬于定制化產品，在沒有政府包銷的情況下不具備網絡剛性產品（主要是發電上網或沼氣上網）的剛性消納，特別是目前關于有機肥農用的標準尚不明確，需求風險較高。同時定制化產品也不具備大宗商品類產品（再生金屬、再生油脂等）的高流通性及商品價值，使得需求風險進一步推高。

　　發言接近尾聲，潘功表示，政企民三元融合是“無廢城市”實現的必要條件，包括民眾對政府信任的建立，服務型政府的建立，良性政企界面的建立；同時也是有機固廢資源化處置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包括打通收運體系、持續優化產品、全產業鏈管控和合理協同處置。

　　截至2018年10月底，E20研究院數據中心統計的餐廚垃圾、廚余垃圾、病死畜禽處理投資運營總規模具體如下:

　　“悄然春已至，處處花盛開”。潘功最后表示，在垃圾分類的推動下，對有機固廢處理行業發展迎來重大利好。針對城市和農村有機固廢行業的概況、市場、技術、商業模式、競爭格局以及典型案例等等，在“2019有機固廢處理行業分析報告”中進行詳細闡述和分析，該報告將向E20圈層會員免費發放。

　　E20研究院固廢研究團隊介紹

　　除特別注明，文中所有圖片均出自發言人PPT

編輯： 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