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發起部委、多文件交叉演算是“四步法”的頭兩步。
在《環保PPP》書中,作者對中國PPP發展的1.0階段多有贊揚,彼時由建設部唯一主導、以“特許經營”為主的模式,極大推動了環保公共服務市場化和專業化進程,也促成了一批優秀環保領頭企業的誕生。
接下來的PPP2.0則陷入了復雜、瘋狂、多元的時期,一方面是伴隨著高速發展,系統走向了混亂的熵增,一切都不再單純;一方面則是為應對這混亂而進行的系列改革中,試錯、糾偏帶來了劇烈陣痛,有時難以承受。
多部委交叉、多目標取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不知怎么的,我閱讀“三大關系”,總是有感受到作者在兩個時代過后或多或少痛的領悟。
如果我將“三大關系”比作一顆大樹,“部委”是枝葉,“發起部委”就是那粗壯挺拔的樹干——
“發起部委”要向中央系統獲得強力支持,政策才有可能真實落地。所以國家最高戰略走向對中央政策的影響很大,與之越貼近、成效越顯著、緊迫性越強,則優先級越高。
“發起部委”要承擔協調工作,一方面主導計劃、管理與考核,一方面要糅合各部門,達成統一的、和分解的目標。以發起部委為中心,將各部委響應性、相應性文件做匯總閱讀,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的數據和認識。
“發起部委”要充分考慮地方狀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計劃和考核也因之而產生不同的效用。在主文件之下,通常會有1+N政策陸續出臺,將閱讀目錄鎖定到部委、地方和企業層,才能制定具體可實施的戰術和方略。
《意見》的發起部委是水利部,于是它就是居于中心的那個樹干,薛濤“報告”解析便集中在了下游的“利用”,“強制性指標”便極有可能實現于地下水、黃河水等取水用水限額。
實際上中央政策文件的條款,大多都是由不同部委各自編制后匯總的;也有很多領域是由不同政策文件共同影響、不同部委共同考核的。
因此這“第一步確認發起部委、第二步交叉演算”,目的就是梳理、聚焦、總結、提煉,找到最好的閱讀入口。
分類和定義:數據與認知的統一
高維的市場戰略始于對政策需求的洞察。
“指標性質”和“底數不清”聽起來不像個方法,似只是提了個醒。但這兩個維度是三篇“報告”下來演繹最充分的,其本質是在完成這樣一種工作:數據和認知的統一。
作者說:“在市場研究和戰略規劃中,數據和認知兩者就如太極的陰陽,同樣重要”。我想這“統一”既是洞察、也有方法,我給取一個名字,叫作“分類定義法”。
個人閱讀體會,在解析之前先分類、在分類之上再定義,是作者薛濤最常用的思維格式之一。
具體的模型工具包括二維、三圈、四分、五方陣、九宮格等。有了分類和定義,才會有洞察,才能明確“指標”所指,進而才有解決方案;沒有分類和定義,便沒有認識,沒有認識,數據失去指導意義,才會輕易被“底數”混淆,戰略便無從談起。
分類不當、定義不清是造成“誤讀”的主要原因。在“報告”中,作者進行了大量演算操作,它們的分類角度、定義原則、得到的結論都不相同,但集中指向了同一個系統:地域和地方。
“央地關系”是中國政策之樹的根系,延伸書籍很多,央、地之間的財權、事權分配是更為廣泛探討的課題。但就產業企業而言,在《意見》落地中區域、流域、行政域內外的統籌協作關系或許是更為關鍵的第一落點。
例如基于“本底值不清”而重新分類、定義的“缺水城市”,由“北京-上海雙城記”起始、在“黃河流域、山東省內水源記”達到高潮、以“青島-深圳海淡記”結束,又慨嘆這邏輯推演,既是科學、也很美學。
學習最后,我嘗試閱讀了一份縣域政策規劃文件,最扎眼的地方是“強制性和預期性指標”,因為它的效用最猛烈。
有效的指標要求——無論硬/軟——要基于以上“現狀、目標及其間的差距”,計算不清現狀和目標,叫作盲人摸象,預期便沒有意義;認知不及差距,叫作一葉障目,強制也沒有意義。
兩種指標,一個決定現在,一個規劃未來。
在它們之間,“指標”將以本底值為基礎、以政策規劃為目標,分步逐級納入中央、部委的考核和督管體系。“水十條”以來的水污染治理市場,絕大部分增長系由“環保部”和“斷面考核”帶來的;相應的《意見》現在讀來,很有可能是“水利部”和“用水定額”。
這是分類、定義的終手勢,事后回看,往往它就是起手式。
政策-時間邏輯
在“報告”終篇,作者將近一個時期內最有影響力的三份政策文件拿出來定義“公管壓力、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在政策落地中的作用和表現。
其時間點2015/2018/2021,對應分隔了這一周期內污水行業的大事件和產業發展,政策與時間呈現出的關系,不可預測、卻有跡可循。
編輯: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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